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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公益机构关门后,我把孩子送进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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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公益机构关门后,我把孩子送进养老院

撰文|王子儒 阳关 编辑|周娜

这是国内公益机构自疫情爆发以来第三个难熬的夏天。

改组、退租、裁员、减薪,到了关停边缘咬咬牙垫付欠款——在这片土地上空,成千上万个线上会议室与彼此构成平行时空,以星期为单位,做着一个个艰难但勇敢的决定。

“我们还应该坚持吗?”

“我已经不确定我们存在的意义。”

“也许我们机构的寿命到了它的期限。”

“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说再见了。”

“或者,我们还能再试试这个?”

然而,在他们的守护背后,是更多不得已关停或倒闭的中小型公益机构和逐渐疲软的基金会。

那些服务自闭症、残障成员的机构、希望推动社会意识进步的性教育团体、家暴预防团体、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保护和提升劳工生存状况的机构、致力于民族文化振兴的组织……这些原本交相呼应,辅助搭建了这个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基底,在当下都再次受到猛烈的挑战。倘若公益机构难以续存,现有的社会福利将产生不可避免的、不可逆的倒退。

这个夏天,「在人间」走进10余家公益机构和基金会,希望让你看到,在以理想和人文关怀续航的公益组织里,这些做决策的人正在怎样思考他们走出的每一步。

晚上8点,北京四环一个小区的地下室里,何姐脱下湿漉漉的清洁工作服,点燃卫生香,打开抽湿机,坐在床沿,等待电热壶中的热水烧开——她要给自己擦个澡。

今天大雨,何姐应业主要求爬到楼房旁边的栅栏处捡落叶,换了两身衣服都湿透了,再次回到家里,已经冷得打颤。两个月前,由于无法承担感染的风险,原先可以提供低价住宿的家政工公司对家政工一律不再提供住宿。何姐四处托老乡介绍才找到了这一份月薪2300、包住不包吃的小区清扫工作。

疫情前,某家政公司内,打地铺过夜的家政工。

北漂的15年里,何姐在这个城市四处迁徙,照顾孕妇、照顾新生儿、做小时工,在不同的屋檐下度过异乡的时光,但有一个地方是她稳定的落脚地——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下称“鸿雁”)。

鸿雁于2014年9月创立,是国内唯一一个专门做家政工赋能与创新的机构。同年,刚结识鸿雁不久的何姐,在赶去陪雇主产检的路上和一架大翻斗车相撞,鸿雁工作人员和其他家政工一起到医院探望,给她买来营养品、四处咨询、几经周转,帮她把被扣押的三轮车要了回来。从此,鸿雁走进入了她的生活。她热情地向身边亲近的同乡和家政工推荐鸿雁,一起帮忙打扫出鸿雁新租下的地下室——这是原先停放摩托车的小仓库。她们细心地铲掉粘在墙上的口香糖,擦除地上的机油污渍,贴上鸿雁的标志、摆来书架,放上一块人人都可以书写的白板。属于她们自己的活动空间建立了起来。

8年来,这个坐落于北京望京小小一隅的工作间,从谈心和采访进入,逐渐开始为家政工提供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免费的文化课程,乃至打造家政工艺术节、戏剧表演、写作工作坊、“靓阿姨”合作经济小组,开创家政工们自制环保清洁用品的微店。何姐在内的数百名家政工,都曾经在鸿雁度过她们周末的午后与傍晚。

正在准备演讲拍摄的家政工。

但四月起,何姐已经有两个月没去鸿雁了。

四月初,鸿雁的创始人梅若紧急召集核心成员开了一次会——一家以企业营收为主要收益来源的基金会,因受到疫情期间的经济影响,无法兑现承诺鸿雁的资助,鸿雁一时出现了40万的资金缺口,相当于年度总开支的35%。大家在会议室里苦恼地沉默,两位同事提出倘若能够减缓鸿雁的压力,短期内自己可以不领工资。

这是长久之计吗?公益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服务项目、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疫情期间,政府采购服务的申请难度和附带责任明显增加,而基金会的背后是企业和大众,企业没钱,基金会就会缩减,这种传递效应最终会抵达公益机构。

根据中国发展简报2021年对399个一线机构的问卷显示:与2020年同期相比,28.8%的一线公益机构的实际资金收入减少了50%以上,其中有11.3%的公益组织甚至减少了70%或更多。有15-20% 的公益机构受到很大影响,将难以坚持下去;有15-20% 的公益机构甚至可能已经关闭。鸿雁是抽象数据中的亲历者。

资金的稳定性被取消,梅若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无法掌控了起来:没钱就等于无法延续鸿雁的活动、场地和工作人员,进而无法和家政工们保持沟通和帮助。同时,由于5月疫情防控管理,鸿雁所在的小区封控,连续两个月不能开展线下活动。住在北京周边费家村的家政工们也被隔离在家,没有收入,只能每天在线上和其他姐妹在群里打打招呼,提醒彼此做当天的核酸。

“人没有那时候多了”,姐妹们回忆三年前鸿雁的暑假,离门两米开外就要把鞋子脱下,踮着脚尖从其他的鞋子的缝隙中踏进门去,有时候因为人多而要时不时去外面喘口气。现在大概还有几双熟悉的帆布鞋、运动鞋、圆头皮鞋,互相是个伴。

空间闲置了,梅若的时间却更加紧凑起来。清晨五点醒来,梅若重新回顾周、月度财务问题,哪些项目出现了资源耗费,需要做资金腾挪;早饭后,线上参与银杏基金会社会创业家的可持续计划项目答辩,如果通过答辩,她有机会在今年年底得到项目支持;午后,她紧接着参加为时两个半小时的传播筹款会议,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讨论新的传播形式,比如为家政工大姐们开设直播分享、制作家政经验分享类的小视频。在会上,有同事明确表明:“这个事情我没有经验,做不来。”“我们的直播又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呢?”梅若硬着头皮回复:“试一试嘛,我们就是在摸索,慢慢来。”

退出会议室之后,梅若仍惴惴不安。这一年来,她时常会问自己,成立8年的机构是否已经走到尽头?后疫情时代,又有什么是机构能帮得上忙的?但无法让自我质疑占据过多时间,她甚至连发呆的时间也不舍得多花,把鸡汤煲好,迎接儿子放学,晚上又继续参加读书会、公益组织经验分享会,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何姐并不那么了解鸿雁遇到的危机,在她眼中,一切都还在努力运转着,希望一切也都会这样顺利下去。“鸿雁如果消失了,真的太可惜了,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了”。

对于利智康复中心(下简称“利智”)来说,他们经营了22年、约3600平米的工作站点,已经“消失了”。

为15岁以上的心智障碍者提供服务的20年里,利智督导老师杨超的工作时间都在丰西小院度过,回忆中,站在小院中心,放眼望去,会看到树枝上两只闲适的老猫,没有中间隔网的乒乓球台,打坏又换掉的新玻璃;从用红色粉刷的老式小区往建筑里走,通过淡绿色墙壁的走廊,坐在办公室里,左手边是一台上了年纪的打印机,背后则是一箱摞着一箱的案例笔记。在这里,心青年们一起上课、做菜、做游戏和手工,督导老师们时时关注他们:谁坐在操场的角落、谁砸碎了一块玻璃、谁偷喝了另一个人的可乐——老师们会试图用极具耐心的语言重复与心青年沟通,让他们在思维的锻炼和自主的选择中得到成长。

心智障碍者群体,包括智力发育迟缓、脑瘫伴有智力障碍、唐氏综合症人群、自闭症谱系人群等不同类型人群,利智的工作人员们称他们为“心青年”。

疫情之下,利智心青年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2020年初到2021年底,封控时常发生,丰西小院的使用率极低,但一年80万的租金必须照付。与此同时,由于维护小院的运行而涵盖的包括督导、后厨和生活保障人员在内的17位工作人员的薪水也需要准时发补。

在开支无法降低的前提下,机构的支持款项却在不断萎缩。

基金会对公益机构的款项审批通常有阶段性的要求,有首款,中款,尾款,按照项目执行的阶段,到哪个阶段就拨多少钱,每个阶段的权重不一。而由于疫情的不可控性,线下活动的取消变成了常事。从2021年底开始,利智筹划全国范围内的线下培训,最开始选的地方在厦门,厦门疫情爆发之后,活动地点转移到西安,后来西安又有疫情了……活动物料打包邮寄来来去去,人力支出重复,一直到现在,宣传手册已然过期了,活动没办成,款项也无法执行审批。

利智中心主任冯璐在内部会议上跟大家说:“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发不起工资了。”

2021年底,利智将老宅子退租,钥匙返还原主,随之共同撤出的是工作人员和机构中的26位心青年。利智核心的教师团队搬进一个写字楼隔间,心青年被“退还”至家庭,从以前每日每夜的相处,变成每周一到两次的探访和线上对谈。

通过退租和改租的方式,开销压力能立马释放;但需要高强度陪伴和专业知识的养育责任又回到家长身上。 家长们在讨论会频频发问,能不能重新开一个线下的集体室,让他们能在需要的时候把孩子交给老师,就算是十几平米,小小的场地,有一个招牌和定点,心里就会稳定些。

作为有20年的服务经验的督导老师杨超也时而感受到同事们的怅惘,担忧,话题聊着聊着就聊到过去,“还是以前好”。

退租前,在丰西小院的工作站点内,心青年正在一起一起表演节目庆祝元旦。

心青年们则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适。32岁的“心青年”斯博在丰西小院呆了22年,超出他人生一半的时间。尽管工作人员们尽可能地和斯博保持紧密的联系,有时三四个人同时在视频会议中询问他的近况,一一解答他的问题,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斯博仍然面对着日常生活中直观的挑战。在今年五月的疫情封控管理中,斯博所在的小区被封。斯博时常焦虑地在家中攥着拳头来回踱步,或坐在沙发上前后快速摇晃,眼睛盯着一处,但又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父母亲也不知道到底要如何沟通、怎么样才能舒缓他的神经。

六月的一个下午,斯博来到利智新的办公场地,爸爸陪着来,他带着情绪,一脸不高兴。进门直接找到督导老师杨超,说现在就要回大院看看,“我决定今天回丰西大院睡一晚。”

杨超声音洪亮、条理清晰,在和心青年的所有交谈中,他每每采取一问一答的逻辑推论,让他们自己找到问题的解答。

“大门锁起来了,没有钥匙了,钥匙交给房东了,房东让别人打理了,那我们还能过去睡觉吗?”

“不能了。”斯博也温吞地回复着,但是并没有放弃,一直坐在原地等候着,一直到其他老师都要下班离开了,还紧皱眉头。

杨超继续说:“帅哥(斯博的外号),同事都下班了,回家睡觉了,我们是不是应该……”

“我们也回去睡觉,去丰西大院睡觉。”斯博接过话头。

“你很喜欢丰西那个地方,你很怀念,很想念,很舍不得。你是不是很想去那边看一看,并不是非要想去那边睡个觉?对不对?不光是你,我们每个人、助理、其他的伙伴,我们都想去看一看。等我们有空了我们可以去看看,可不可以呢?”

斯博认同地离去了,第二天早晨,又在爸爸的陪伴下来到了办公室。杨超问斯博,是否有事情要问。斯博回答没事。爸爸则直接对杨超说,有事。他大概以为“有空了”意味着第二天就能出发,因此就又来了。

“我是真的觉得我要抑郁了。” 一位家长给杨超留言。对孩子保持耐心、加以正确的引导,且要一次次地从头来过,这并不简单;而对于老师们来说,只能在线上一一问答,无法在突发情况之下随身陪伴、及时反应,也成为他们长时间惴惴不安的原因。

有的家长难以承受超量的时间付出和关注,想办法把孩子安置在养老院 ,和其他的老人一起受专人照料,也很少再去看他们。

春之声特殊儿童康复教育中心(简称“春之声”)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相对于利智康复中心主要面对大龄心智障碍者,春之声的服务则面向0至16岁有听力、言语、智力、孤独症等发育行为问题的儿童。

从2020年1月停课到8月重新复工,由于房东不愿在疫情期间减租,机构创始人孙影决定退租,8年以来的教具有很多没有办法清理搬走,说扔就扔了。

两年后的6月,孙影坐在新的办公间,仍然戴着口罩。疫情前最多的时候有30位工作人员,现在精简到一半人数,其中12位都是一线教师。

在疫情之下被迫开始发展的线上课程,使压力重新回到家长身上。课前,家长需要在特教老师的安排下准备好课堂用具,课程当中的指导更多变成了对家长的要求,比如让家长指导孩子把物品归类与配对:“小狗吃饭用什么?勺子。哪一个是勺子呢?”“小狗洗脸用什么?毛巾。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脸盆呢?”

课堂过程繁琐、缓慢、重复性极强,看似简单,却需要用到专业的引导话语,家长的时间、耐心和经验并不总是充足。在其中一次课程中,由于孩子迟迟反应不过来,家长直接打了孩子。当时正在上课的陈老师立马叫停,后半节课一直在和家长重申课堂的要求。

对于春之声来说,因疫情被迫上线的网上课程对家长的参与和整体成长环境的营造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机构、老师和家长已经努力自我调整,但课程改革和自我学习的速度仍不足以抵消专业康复缺位的损失,对于孩子,特别是0-3岁有发育行为问题的儿童来说,失去关键的康复黄金期,其不可逆的损伤恐怕在现在还难以被预计。

短时间内,焦虑感和失落感汹涌地质疑着这些公益机构的实践者们。机构和家庭的纠结、担忧、困顿,擢筋割骨般难熬。

疫情下,一线公益机构所遭遇的筹款和线下服务的艰难,可能是自2008年行业迅速发展以来,面临的最大一次挑战。

从一线的公益机构往行业上游回溯,我们发现,国内的资助型基金会在疫情影响下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类似的筹款困境:一方面部分企业经济下滑,对公益项目资助减少;另一方面线下筹款机会变少,给合作资源的正常拓展带来一些挑战。

“一个鸡蛋的暴走”往年资料图片。(受访者供图)

“一个鸡蛋的暴走”于2019年5月在上海举办,筹款用于困境儿童的公益项目。2019年,暴走有708支队伍、4152名队员参与,募得善款1278万元。疫情发生后,2020年活动只能转战线上,2021年,线下虽照常举办活动,但人数缩到1000人左右,筹款金额降到870万。2022年5月,由于上海疫情,活动延期举办。

根据主办方联劝基金会的统计,基金会上半年联合公益伙伴筹款的部分收入下降了12%左右,导致基金会统筹资助端的其他项目需要减少,也进一步意味着其相对应聚焦的儿童、社区建设、为老服务等领域的公益支出也受到影响。

社会目前的精力大部分仍放在防疫抗疫上,以恢复正常的工作为目标。联劝基金会的互联网筹款负责人邓格格认为,“有一部分受影响较大的公益机构,尤其是机构收入来源完全由企业、政府或基金会单一资助的,在这个时间段资金容易产生不可控的波动,导致机构无法正常开展项目,或是项目停滞。”

“作为资助型基金会,我们比较鼓励公益组织多元化筹款,打造自己的品牌项目。”联劝基金会互联网筹款负责人邓格格介绍,“社会资金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公益组织做月捐,每个月有稳定的小额收入支持到项目中,对公益组织来说也是值得探索的可持续筹款方式。”

在行业咨询共享间受到启发,鸿雁今年也开始了月捐。“每个月定期扣款,一杯奶茶、一根冰棍的钱,每一笔善款都是在支持家政工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捐款者可以选择自己能接受的额度,对鸿雁进行每月小额的长期配捐。

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筹款方式。根据公益时报的统计,月捐作为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筹款方式,近年来已经逐渐成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不少公益机构可持续运营的重要资金来源。除鸿雁以外,利智康复中心、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木兰花开社会服务中心、北同文化、HOPE学堂、微澜图书馆等机构也创设了各自的月捐计划。

三个月内,鸿雁获得了200多位月捐人,其中不乏鸿雁的老朋友:2020年疫情时,梅若曾发起了一个针对医院保洁和护工防护的捐赠。武汉救援时的对接人,今年给鸿雁捐了一笔钱,“说我们两年前帮助了他们,鸿雁现在遇到困难,他们要回馈鸿雁。”

还有上海一个关注外来工的小团体,他们把疫情间筹到的善款中剩下的454块钱都捐给了鸿雁,“他们说虽然钱很少,但希望把这个精神和价值传递出去。”

何姐和其他姐妹也参与了月捐,每个月定额捐款9.9元,她说宁愿少坐几趟公交车,“可以一直捐下去”。

但梅若并没有因此放松神经,在她看来,但凡公益机构没有办法进行自我造血和创收,即便现在勉强渡过难关,未来可能还是会重新回到摇摇欲坠的状况。“能不能创造出新的公益生存之道?公益机构没有自我造血能力,还是很难活。”

少部分公益机构找到了自我造血的方法,在梅若的朋友中有一个服务残障人群的公益伙伴,他开了一个咖啡馆,给残障群体提供就业的机会,这样既能创收,又能让这个特殊群体跟社会产生互动,“我看不到世界,就让世界看到我”。

她还一直欣赏一个服务于性少数群体的公益伙伴,他们从性少数群体中提炼出“真实”的价值观,开发了一套产品,这个产品既能创收,又能与普通人链接,因为人人都渴望真实。

尽管在疫情的反复过程中这两个社会企业项目都受到了影响,但探索新的公益和商业结合的道路,仍是一个可取的方向。

六月底,梅若又一次开始新的尝试。她和同事文芬共同发起了“深度访谈共学营”,以基层流动女性为主要关注对象,寻找关注女性身份和生命的深度报道写作者,进行线上写作教学,短期内征集到了数十位报名者。在课程报名的缴费说明中,写着“本次课程所有费用将会用于鸿雁的绿色家政工赋能计划。”所有的学费都将直接转换为填补40万缺口的新筹码,保障着鸿雁的供水、供电、场地和工作人员的生活。

在北京的另一侧,利智也在服务转型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

实际上,早在7年前,利智的老师们就开始重新思考把心智障碍者“关”在大院里的正当性。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围栏,看似能够集中教学、回避刺激、给他们提供自我和社会之间的缓冲,但实际上却阻碍了他们自我决策和向外发展的可能性。重新赋予他们自主生活的能力,第一步就是拆掉围墙。

疫情前,机构已经开始尝试让“心青年”在外租房,独立生活。疫情客观上加快了利智“去围墙化”的过程。然而如何为心青年及其家庭提供足够的过渡、与完备的替代支持,是机构面临的新挑战。

于此同时,作为国内最早一批为大龄心智障碍者提供服务的机构,利智也开始拓展行业培训,从直接服务个人转换到服务其他地方的小型机构,通过传播他们的教育理念实现更大范围的对于心智障碍者的社会支持。

在收集资料过程当中,「在人间」还采访了恩三民族文化传播、智行基金会、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等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和专注的领域中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恩三民族文化传播中心的创始人高慧,最近几个月已交不上社保,实际上她连续两年都没收入,家里经济全靠丈夫支持。2019年11月份,高慧注册民非成功。但不到两个月,新冠疫情就来了。2020年之前累积的高校项目全部停了,团队成员也从8个降到只剩她和2个残障员工,“没有任何收入,为了把民非支撑下去,我还得不停添费用进去。”

与此同时,主要帮助儿童和青年(直到大学毕业)的智行基金会自2020年新冠疫情后,已连续两年财报赤字。陈仲伟是智行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资源开发与传播经理,主要负责基金会的资源开发与传播等工作,今年三月下旬,上海封控后,陈仲伟与同事们被困在家中,工作难以推进。

致力于儿童性教育、儿童保护议题的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在今年年初已垫钱开展的项目搁浅,机构出现了70%的资金缺口……

居家办公的时间里,孤独的自我质疑回声重重,成为更有力的叩问,进而迫使他们做出经济而依旧践行理想的选择。调整财政方案,加大公益宣传,启动月捐,朋辈互助,线上课程创新,增设直播,在薪水上再做一些自我牺牲。他们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圆珠笔反复圈记刚刚想出来的方案,准时准点,如约出现在线上会议室里。尽其所能,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稳态环境。

放松的时候,梅若会陪着儿子一起复习历史书,读到五代十国的时候感慨道,他们存在的时间真是太短了。以历史为轴,回看自己公益机构的存在,大概也只能是有多少能力就燃烧多少生命。我们都在日常生活里,做着一点点小事,应付一次次难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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